石元春院士简介

    石元春，1931年出生，湖北人，土壤学家。1956年北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研究生毕业。1987~1995年曾任北农业大学校长，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科协副、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曾主持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获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陈嘉庚农业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和何梁何利农业科学奖。1991年、1994年和1995年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出版专著7部，发表文章100余篇。

    从学者到“勇士”：

    为了中国生物能源发展

    作为土壤学专家的石元春院士认为，自己与生物燃料结缘完全是“误打误撞”。任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8年期间，除了本专业的土壤学，所有与农业有关的领域均有所涉猎。而在做校长的最后两年时间里，是他最繁忙的两年。参与了很多项国家重大科技宏观战略课题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包括相关的“863”的专家组，“973”的专家组。在2003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石元春院士任农业组组长。在农业组研究过程中，他就一直在思考拓展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在这期间，他偶然找到了一份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发《开发和推进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的总统令时，眼前突然一亮，思路“从田间到饭桌”得到更广泛的拓展，感觉在生物能源方面完全可以为农业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追本溯源，在又看到克林顿给当时的农业部长和能源部长的信，以及顺藤摸瓜地查到相关资料后，石元春院士心情非常激动，他越深入研究越坚定了这样一系列的想法：生物能源对缓解中国能源日益出现的危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生物能源将为中国的“三农”发展开辟一条新路；相对于其他的新能源，生物质能是唯一以化学态存在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形式转化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有丰富的生物燃料原料资源

    石元春开宗明义地对本报记者讲述，现在很多国内媒体没有常识地将生物燃料单一地与玉米乙醇画等号，这是非常不正确的，生物燃料产品多样、生物燃料原料也多样。

    来自国土资源部和国家林业局的权威数字显示：中国可用于生物燃料原料生产的土地资源共有13614万公顷。当然，除了这些宜种植能源作物的边际性土地资源之外，现有的薪碳林、木本油料林和灌木林也达到了5176万公顷。石元春还引用了国家林业局局长祝列克2006年11月于林业生物质能源论坛报告中的一组数字：我国现有木本油料树种总面积超过600万公顷，果实产量在400万吨以上。除少量开发食用和工业用途外，大都处于荒废状态，如能加以集约化利用，可转化为客观的生物燃料油。

    而可用于生物燃料原料生产的包括农作物秸秆在内的有机废弃物等资源，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了3.17亿吨标煤。按照现有的规模和比例，在2030年每年产出5.28亿吨标煤没有丝毫悬念。石元春解释说：“美国国会提出，到2030年实现生物质燃料替代石油消费总量30%的目标，需要本土生物质原料资源大约是13.66亿吨，其中10%来自玉米和大豆、32%来自能源植物、58%来自农林废弃物。”而石元春提出，在坚持非粮发展生物燃料路线的中国，可利用的生物质原料资源的年产能潜力是8.99亿吨标煤，其中农林废弃物占53%、能源林占35%、能源作物占12%。中国的生物质原料资源显著高于美国。我国可用于石油替代的非粮生物质原料有两类，一类是现即可用的薯类、甜高粱、甘蔗、木本作物和畜禽粪便及农产品加工产生的有机废水、废渣、废糖蜜；另一类是尚待技术突破后方能进入商业化生产的作物秸秆、林业剩余物和能源植物的纤维素原料。这两类原料的年产量燃料乙醇潜力分别为1.52亿吨和2.08亿吨，二者可替代石油2.7亿吨，比现进口量还要多。

    “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了”

    石元春认为“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这句感性的话有两大理由：一、生物燃料是石油替代的唯一现实选择；二、中国生物能源行业的发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2007年全球生物乙醇产量已经达到4500万吨，其替代规模是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比拟的。2020年前后将发展到2亿吨，相当于现在世界石油生产量的5%，生物燃油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快步前进中！正如欧盟委员会体会出的：“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油的能源。”生物燃料替代石油日益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和发展趋势。

    石元春曾经力阻在中国发展用煤转化为甲醇和二甲醚。他从相关报告中看到，按能量投入产出比，得到一份能量的甲醇燃油需要投入4~6份能量的煤，生产1吨煤基甲醇要排放8.25吨二氧化碳，还有腐蚀机械、储存困难和影响人体健康等诸多问题难以解决。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以甲醇为运输燃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化学能量储存的生物燃料的特性就是生物燃料能与化石能源一样地生产塑料和化工原料等物质性产品，这是任何其他能源都做不到的。

    石元春认为，粮食与石油，一农一工，随着油价拉升粮食成本和发展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在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应对危机时的良好表现，靠的是“立足国内”和“粮食自给率95%”的上乘战略，而同样是国家战略物资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却已近50%。按石油储量和产出比为11，到2020年国内的石油将所剩无几，现在有关人士提出要向“非常规油气”进军，但部分关键技术需要持续公关，且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短期内难以实现。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把目光多投放一些到生物燃料和“三农”上来，把石油替代真正抓起来！

    “有人以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看待生物质能源生产，认为生物质原料高度分散，不好收集，这个问题在中国农业中屡见不鲜。植棉与纺织，种蔗与制糖，还有烟、茶、酒和造纸等加工业用的都是农产品原料，生物燃料为什么就不可以呢？”石元春介绍说：“生物燃料的小规模和分布式生产更有利于原料地靠近市场和促进农村经济。美国农业部新能源办公室最近有一份报告称：到2007年4月，美国223个生物燃料生产厂大部分都分散在农村和由农民自办，美国发展玉米乙醇的最大受益者是中部各州农民。”最后石元春反问道：“在中国有如此丰富的生物燃料资源，难道不能为‘三农’多谋些福祉吗？”

    在结束采访时，石元春院士拿出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有关粮食与能源危机的论述性文章，他将结尾的一段话指给本报记者看时，动情地说：“这段话不是我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我的心写出来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生物燃料是个天资聪慧的孩子，美欧受宠，在中国却少有疼爱。其优势在于它是生物体，问题也出在生物体与土地、粮食、生态的关系太多密切与敏感，更需要伯乐的精心和决策者的胆识……如果生物燃料真是个石油替代中绕不过去的坎儿，中国迟早是会回到这条路上来的。 （夏爽）